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

余上云


一种制度悖论
“司法独立乃是法治的真谛！”（龚祥瑞）法治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以司法审判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日益彰显出审判独立的价值意义，树立审判权威，维护司法公正，乃法治必然，大势所趋。尽管审判独立原则与其他任何一项法律原则一样，经过了一种从政治目的上升为法治原则的演进过程，但其内涵却天然包容着一种技术性因素：权力分立使法院摆脱单纯的工具性色彩，成为法治与正义的判断者，从社会角色上得以淳化，这使其有权力公正司法；法官独立，法官具备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职业意识，这使其有能力公正司法。在法治的指引下，公正司法使正义维护者——法院（法官）日渐权威，终将以强大的公信力取信于民。
与此同时，作为同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履行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以另类国家权力（检察权）判断形式预先标明法院生效裁判的可责性，这种同操法律职业者的国家权力质疑，显然将使法院审判权威遭受挑战。不仅如此，在检察监督抗诉案件中，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之悖逆外，检察抗诉强制性将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拉入再审程序，使法院（法官）游离于双方当事人之外在庭审中获取争议案件的权威性信息，并首先形成一种下意识认同或反感的非理性判断，这显然既不符合诉讼程序直接、言词、理性等基本理念，又破坏了审判中立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诉讼发现真实的认识规律。由此，审判权威与检察监督自然悖逆。
这种悖逆蕴含着两种发展极致：其一，检察监督的中肯、沉稳使法院裁判备受指责，审判权威日益受损，终使法院（法官）正义维护者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司法秩序遭遇严重威胁；其二，检察监督因其软弱、草率，迅速耗尽其差强人意的社会根基，而在法治的大旗下沦落，终使宪政制度的设计徒留形式。在汉密尔顿看来，“防止把某些权力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审判权威的维护是法治的要求，检察威信的丧失同样不符合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只有以审判权威为核心构建司法审判及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谋求“双赢”，才能保证司法公正的良性发展。
可惜谋求“双赢”未必能得到一致的认同。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和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在权力博奕中终于最直白地表现为“谁说了算谁是大哥”。由此，针对检察监督的“弱势地位”而言，笔者以为，与其说民事检察监督影响法院权威，不如说在审判权威与检察威信本应良性互动的运作中，仅具有纯粹程序意义的检察监督成为制度缺陷的牺牲品。当事人打官司追求裁判结果，当检察监督不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监督效果，检察监督日趋没落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局面正是排斥监督论者的希望，同时也正是其固执己见的阴谋，以审判独立为大旗，谁敢捋其虎须？
但民事检察监督衰落之后，司法审判又是否必然权威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罗伯斯庇尔则更直白：“明智的立法者知道，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立法者进行仔细的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权力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法治的基础之一，放弃对审判权的有效监督，何来保障司法公正呢？审判权威不可能仅建立在法官个人的纯良品性上，它更需要以制度保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团体调机制。在我国，对民事审判的权力监督主要表现为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各级党委监督、人大监督等形式。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现有法院系统设置明显存在着“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权力机关、党委机关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但法律职业化决定了其监督更多的只是原则性的监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使得现代的人们在很多时候面对自己职业外的世界感到茫然和无知，日臻感到被专业化、专门化的职业限定与隔离于自己的现实世界中而缺少沟通与了解，因此，司法的正义性与其寄望于非专业的社会角色，不如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职能作用，健全有关监督制度，以同质的法律职业群体保证法律的正确施行。
若干制度完善设想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中当具有自身的特殊优势，至少它以一个与法院同质的职业机关身份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民事检察监督缺乏完善的工作机制，兼以司法理念匮乏，是非曲直争论难休，司法实践也形形色色。据此，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其应关注以下问题：
（一）司法角色定位。
民事检察监督在宪制层面上的角色定位是检察监督与司法审判制衡的关键。在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民事公诉等方式行使检察权，其当处于什么地位呢？就此，国外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当事人说。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是当事人；（2）国家代表说。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当事人，他永远居于实行监督的国家代表地位；（3）折衷说。检察机关是诉讼意义上的当事人，他同时也是以法制维护者的身份参加诉讼，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国内有学者认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
其实，“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只有既顾及其质又顾及其量，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张卫平）。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对当事人私权纠纷再判断的方式介入诉讼，其目的在于法院裁判可责性确认。尽管监督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借阅案卷审查、提起抗诉、抗诉出庭、当事人权益纠纷再判断等以“私权”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但检察监督并不在意于当事人的私权纠纷，他主要通过个案监督方式为社会权益公平分配提供更多保证。尽管监督完全可能导致个案诉讼成本的提高，可能影响裁判权威，但个别正义的成本提升将使一般正义的低耗费实现更为可能。通过检察监督的潜在性制约，使法官（法院）感到检察监督无时不在，通过心理作用机制实现对法官恣意的控制。同时，尽管法院在再审案件时，必然会顾及检察机关的“意见”，从而可能影响法院对案件独立、中立地作出判断，但这种对抗性的“意见”并不能决定性影响其裁判，因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审判权的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从容不迫和泰然自若的，他一般能够保持一种勇于容纳各种不同甚至对立主张、观点和证据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他在制作“裁判问题上保持慎重，因而在审判过程中能够自觉地摒弃预断，克制偏见，不以个人好恶来影响裁判结果和程序进程，并且兼听各方的不同意见”（陈瑞华）。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并没有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见”加诸法庭，他同样在寻求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权威性判断。这种“不破不立”的矛盾运动对法院其他案件的公正裁判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这样说来，民事检察监督机关从质的规定性上来说，它履行国家代表监督权能，因其监督方式的特殊性，它具备诉讼意义当事人的一定特征。
（二）参与诉讼程序思考。
作为国家代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审判监督必须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为出发点。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必须恪守中立地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的维护在诉讼中更多地应由其他机关、组织、个人提出主张。出于监督对象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把法院作出的存在重大错判可能的案件交回法院再审，以与审判同质的职业视角去检讨裁判，通过对民事权益再判断请求参与审判监督，其必须说明监督的合法性，并提出相关证据予以主张，当是监督的应有之义，即“以理服人”、“言之有据”。
根据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仅限于以下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职务违法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并不能视为代表国家公权力支持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打破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平衡，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为检察机关所做的，完全是在原审中依法应该查清的。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庭审中当具有一定的主动权，法官疏于职责致裁判出现争议，当然不能因为审判权的特殊性而保持个案裁判的不容质疑。事实上，检察监督的价值正在于同质的“法律守卫”。法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德沃金），检察官当是法律帝国的“法律守卫”。
既然检察机关调查证据有其法理依据并源于法官的疏于职责，根据民事诉讼有关基本原则，调查的证据也应平等地进入庭审。区别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仅就其调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明，并回答当事人及法官的相关提问，而不应参与证据质证及辩论，证据的效力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由法院最终确认，即其证据出示类似于“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不当影响。与此相关的是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检察机关出庭抗诉并有权出示证据，接受相关询问，显然不能超然于法庭之外，同时，基于民事诉讼的对抗制特点及抗诉的针对性，不妨在原被告席与旁听席之间倾斜审判席设定一位置，表示其独立于原被告而与审判机关既同质又针锋相对的特点。至于出庭称谓，鉴于法庭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及书记员的特定结构，考虑法院及检察机关不同领导体制表现出的职权行使方式，出庭抗诉不妨统称为“抗诉机关”。类似地，支持起诉当享有示证权利，并统称为“支持起诉机关”。
此外，抗诉案件再审，上级法院不能一律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而应以“同级抗、同级审”为主构建再审管辖制度。类二状态的出现即为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弊端的明证。众所周知，原审法院的司法水平一般低于其上级法院，抗诉案件由原审法院同级检察院上级机关提出，体现了对审判权的尊重及抗诉的严肃性，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不仅与此不相称，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出发，原审法院再审显然将面临着更多非理性因素阻挠，这正背离了“回避”制度的精神。因此，尽管由于审判人力、物力的限制，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确有必要，但也应当区分原审情况而不能一味指令再审。
（三）监督方式有效性思考。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主要采取抗诉的方式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根据高检司法解释，各地检察机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了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诉讼监督。由于提出检察建议与提出抗诉条件的一致性，检察建议明显突出了监督效益，降低了司法成本，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但检察建议缺乏立法支持，也没有得到法院的一致认可，司法实践中的检察建议监督情况千差万别，一度形成了“依法检两家主要领导关系好坏而决定采纳检察建议与否”的不良情况。实践中，检察建议主要实行“同级审、同级建议”的原则，出于对生效裁判严肃性、稳定性的维护，检察建议监督方式需进行有效的改造。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应提经检委会同意并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以此保证与抗诉实质性一致，保证检察监督不受地方保护的影响。法院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当移交审判监督庭审查并由其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其间，基于法院院长及审委会的权威地位，不宜由法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开始再审程序，以尽可能减小对再审审理的负面影响，避免“先入为主”的认识误差。同时，检察机关既然提出的是“建议”，也不能强求法院必需启动再审，因检察建议已获上级院批准，其仅需保留抗诉的主动权足矣。
上述程序性手段并足以保证监督的有效开展。根据分权制衡理论，权力的制衡必需以权力的平衡为保障。法院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归宿，其对事实的最终判断权绝对不容动摇，但法官的人性特点决定了其“性恶”的可能，必须以“平衡”的监督权予其以警示。有效的监督必须以恰当的监督权限为基础。就检察监督而言，尽管在宪法体制上检察权同时具有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的地位似乎也因此高于法院，但正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方式，法律监督权更多地仅具有形式意义。借鉴国外法律监督制度设置及我国古代封建监察制度，立法应赋予检察机关向同级人大对于违法违纪情节严重法官的弹劾权。同时，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特殊性，人大相应当建立“法官、检察官弹劾制”，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的法官、检察官予以罢免。“自己监督自己”固然重要，但良性的职业道德未必能够匹敌于健全的监督机制。
（四）民事公诉制度设想。
尽管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性质不尽相同，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提起民事诉讼制度为当代许多国家认同。基于“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各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大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民事纠纷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国有资产流失、假货横流、生态污染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事件不断发生，再兼以部分权力部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法律现行规定已明显滞后。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结合社会实际，构建民事公诉制度值得探索。
民事公诉主要难题在于对“私权自治”下“私权”与“公益”的斟别及对行政机关执法权的处理。由于公益诉讼标的的实体权利大多为行政机关及私人在不同层面上所享有，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检察机关一经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特定侵害，应首先向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非主管行政机关在特定时效届满前不作出处理或当事人不愿、不敢或不能提起诉讼，恢复公益原状，检察机关不宜代为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因其公益代表人身份，其诉讼地位应相当于原告，其称谓无妨定位为“公诉机关”。其在诉讼中的实体处分权以不低于受侵害状态为限。同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被判败诉的，有关当事人应有权要求国家赔偿，以保证检察机关谨慎、合理地行使公诉权。此外，鉴于民事诉讼的平等性，对方当事人应有权提起反诉，反诉被判赔偿的，检察机关当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实体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另类的问题，从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到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以及法学专家们的莫衷一是，我们应该获得的绝不应只是权力博奕的信息，而这大概也正表明了权力制衡的价值所在吧。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政府批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南京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宁政发〔2006〕185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市政府同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拟定的《南京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南京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2006年8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与规范本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促进民办职业培训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除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以实施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应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应符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劳动力市场的客观需求。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遵守《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要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活动，保证培训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合格的各类技能型人才。

第四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与公办职业培训机构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举办者、校长、教职工和受培训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依法管理全市民办职业培训工作及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县（含具有县级管理权限的区，下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民办职业培训工作及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第二章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立条件

第六条 举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单位应具备法人资格，并拥有与其培训项目相适应的合法财产。

以个人名义举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举办者、拟任法定代表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本市户籍。

联合举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应签定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以及各方出资数额、方式和权利义务等。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第七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依法设立理事会或董事会，理事会或董事会由举办者或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理事会或董事会不少于5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人员应当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或校长担任。

第八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基本办学规模应不少于200人。其理论课教学场所应达到300平方米以上（属租赁的，租赁期不得少于3年，并在租赁期满前3个月向审批机关报送新的租赁协议，否则不得继续招生），具备安全教学设施。技能实习操作场所必须有充足的实习工位，实习设备应保证2—8人一台套，符合环保、安全和卫生相关安全规程。招收住宿生的，其住宿场所也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第九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配备专职校长和专职教学管理人员。校长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熟悉国家职业培训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应当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和教学管理经验。财务管理人员应具有财会人员资格证书。

第十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专职教师不少于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每个培训专业（职业、工种）至少配备2名以上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

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应具有与其教学岗位相应的上岗资格条件：

（一）初级技能培训理论课教师为高等职业院校以上学历、实习指导教师为高等职业院校以上学历及相当于中级工或中级职称以上资格；

（二）中级技能培训理论课教师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实习指导教师为高级技工学校或高职院校以上学历及相当于高级工或中级职称以上资格；

（三）高级技能培训理论课教师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实习指导教师为高级技工学校或高职院校以上学历及相当于技师、高级技师或高级职称以上资格。

第十一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具有与培训职业（工种）相对应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职业资格培训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应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自编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应经过专家论证，并报审批机关备案后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固定资产应达到20至1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10至50万元以上。具体标准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不同职业（工种）设置要求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办学章程与发展规划、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财务及卫生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等各项制度。

第三章 申办、变更与终止

第十四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由市、县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县和高淳县行政区域内要求申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可直接向该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由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发证和管理，并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其他区域内的申办工作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申办程序：

申办者应先到办学所在地的民政部门预审核定名称，并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条件批准。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外文名称应与中文名称一致。

申办者应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申办报告（包括办学目的、可行性分析）；

（二）单位申办应提供单位法人资格证明及复印件；公民个人申办应当提供申请人户籍证明、身份证及复印件，以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证明；

（三）拟办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章程、发展规划、各项管理制度，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册；

（四）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法定机构出具的用于办学的固定资产评估报告、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主要设施和设备清单及发票复印件；

（五）办学场所所有权证书复印件（属租赁的，应出具出租方所有权证书，并提供有效租赁合同）；

（六）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七）与培训职业（工种）相对应的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
有关证照、证书、证件除了提交复印件供备案外，申办者还须提供相应原件供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对。

第十六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章程应规定下列主要事项：

（一）机构的名称、地址；

（二）办学宗旨、规模、层次、形式等；

（三）机构资产的数额、来源、性质等；

（四）理事会或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

（五）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六）出资人是否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七）机构自行终止的事由；

（八）章程修改程序。

第十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收到申请后，对申请人提交的申办材料项目齐全、经核对符合设置标准的，工作人员可以当场或在7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对材料不全或经核对不符合设置标准的，不予受理，并为申请人出具《补充材料通知书》，要求申请人材料完备后或符合设置标准后再行申请。

第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申请后，在3个月内组织专业小组进行评估，提出评估意见，对符合办学条件的予以审批，并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举办者凭办学许可证到同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资格后，凭登记证书到同级物价、税务、质监等部门分别办理收费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

对经审查评估达不到申办条件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出具《不予批准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不予批准原因。

第十九条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由劳动保障行政审批机关统一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分立、合并，应当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机构理事会或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申请分立、合并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第二十一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机构理事会或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名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机构理事会或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变更办学地及本条第一款规定之外的其他事项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申请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变更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第二十二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根据机构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二）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的；

（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终止时，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按法定顺序予以清偿，并由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可证，通知登记机关，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有变更事项或者停办的，应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后30日内到同级民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第四章 管理、服务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监督与管理，定期评估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办学水平和培训质量。对评估不合格的培训机构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责令停止招生。

第二十五条 培训机构实行年度检查及年度报表制度。经年检，培训机构在1年内未开展培训活动的，视为停办。不接受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培训机构，取消办学资格。

第二十六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依法建立的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及招生简章、广告，应报审批机关备案。备案具体内容为：

（一）设置的专业、开设的课程、选用的教材；

（二）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招生简章和广告；

（三）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的决定和向社会公布的与其办学水平和培训质量有关的材料、财务状况等。

第二十七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对受培训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应报物价主管部门备案和公示，不得违规收费。

第二十八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遇有下列情况须退还学员费用的，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一）由于培训机构原因造成的培训班未能如期举办或因培训机构欺骗性宣传而引起退费的，培训机构应退还全部费用；

（二）由于培训机构原因，培训班中途停办且不能对学员进行妥善安置的，培训机构应退还全部费用；

（三）因学员个人原因而要求退学的，报名费不予退还，培训费和教材资料费按以下规定退还：学员在培训班开学前提出退学的，培训机构应退还全部培训费和教材资料费；总课时进行到一半（含一半）以内时学员要求退学的，培训机构应退还一半的培训费，教材资料费不予退还；总课时超过一半而要求退学的，培训费和教材资料费不予退还。

第二十九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审批和管理相关工作经费，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预算中统筹安排。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并完善服务平台，通过劳动保障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工作制度、审批程序和联络方式。

第三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从事职业培训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在机构名称、培养目标、培训层次、培训形式、培训条件、培训期限、收费标准、证书发放和就业方式等方面存在虚假信息和承诺，以及有其他违反职业培训活动行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及时予以纠正；拒不纠正且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取消其办学资格。

第三十一条 按照《实施条例》规定，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资人不得取得回报，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办学资格：

（一）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骗取钱财的；

（二）擅自增加收取费用的项目、提高收取费用的标准，情节严重的；

（三）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四）骗取办学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五）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的；

（六）违反国家税收征管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到税务机关处罚的；

（七）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

（八）教育教学质量低下，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九）出资人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第三十二条 对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实施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职业院校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审批和相关管理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6年9月1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