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连云港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已经市十二届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连云港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和处置医患纠纷，保护患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的医疗和工作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患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医患纠纷预防、调解与处置。
第四条 处理医患纠纷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实事求是、预防为主、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能，指导医疗机构做好医患纠纷的预防与处置工作。
第六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加强自身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江苏省有关规定，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第八条 患方的生命健康权、知情权、选择权、隐私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
患方应当尊重医务人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和解决医患纠纷，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的工作秩序。
第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医疗机构的治安管理，及时制止各种干扰医疗秩序的过激行为或违法行为，依法处置因医患纠纷引发的各类治安事件，维护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依法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恪守职业道德，力求客观公正，正确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
第十一条 县、区设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隶属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管理，具体负责医患纠纷的调处工作。调解委员会工作场所、所需经费由相关机构提供，同级财政给予必要的支持。
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调解程序由司法、行政及其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患方所在单位、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医患纠纷调解和处置工作。
第二章 预 防
第十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规范医疗机构执业准入，加强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利益。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并设立专门的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室，配备医疗机构负责人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科室专家等专（兼）职人员，检查医务人员执业状况，负责接待患方咨询和投诉，宣传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一般的医患纠纷，积极配合调解委员会及时有效地做好医患纠纷调处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患纠纷处置预案，并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医患沟通制度、安全责任制度。
第十六条 医务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预防医患纠纷的发生：
（一）遵守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二）树立敬业精神，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增强责任心，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三）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四）在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及医疗费用等情况，并及时解答其咨询；
（五）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江苏省卫生厅的规定书写病历资料，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第十七条 患者及其家属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维护医疗秩序；
（二）如实向医务人员陈述病情，配合医务人员进行诊断、治疗和护理；
（三）按时支付医疗费用；
（四）发生医患纠纷后，依法表达意见和要求。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依照有关规定，将辖区内医疗机构确定为治安保卫重点单位，指导督促医疗机构落实治安防范制度和措施，及时发现和整改治安隐患，落实相关治安保卫工作的规定。在所有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设立警务室，加强日常治安管理和应对突发事件。
第三章 报 告
第十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医患纠纷报告制度，规范医患纠纷报告工作。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并按规定及时报告医患纠纷，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医患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应及时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可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积极配合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警：
（一）停尸闹丧，或聚众占据医疗机构诊疗、办公场所的；
（二）在医疗机构摆花圈、设灵堂、拉横幅的；
（三）堵塞正常就医通道，故意损坏医疗机构财物的；
（四）阻碍医务人员依法执业，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或者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
（五）有其它严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经劝说无效的。
第四章 处 置
第二十二条 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主要途径有：
（一）医患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和解；
（二）向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三）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十三条 发生医患纠纷后，医疗机构应按下列程序处置：
（一）发生医患纠纷时，医疗机构应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采取控制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及时组织专家进行会诊，将会诊意见告知患方，并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可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二）医疗机构作为医患纠纷的主体之一，有主动沟通化解矛盾的义务，应当及时、主动与患方进行沟通接触，认真听取患方的诉求，答复患方的咨询和疑问，告知患方有关医患纠纷处置的办法和程序，积极做好医患纠纷的化解工作，不得刁难、推诿；
（三）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封存和启封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封存后的资料由医疗机构妥善保管。患方提出复印相关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依法为其提供便利条件；
（四）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按规定将尸体移放殡仪馆或有冻存条件的太平间，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的，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进行尸检。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
（五）医疗机构应妥善保存调解医患纠纷过程中的相关录像、录音资料，保存时间至少一年。
第二十四条 调解委员会作为独立的医患纠纷专业调解机构，由懂医、懂法、善于调解的调解员组成，对辖区内的各类医患纠纷实行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调解委员会接到医患纠纷调解申请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应及时派人赶赴现场，表明身份，受理纠纷，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解决途径，提供“医患纠纷调解告知书”等文书资料，引导医患双方到调解委员会依法进行调处；
（二）依法依规组织调处。经调解成功的，参照司法部人民调解文书格式制作调解协议；需要进行相关鉴定以明确责任的，经双方同意，调解委员会可以委托有法定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调解不成的，引导其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十五条 对于一般的医患纠纷（请求赔付金额在人民币1万元以下），由医疗机构办公会研究，主要领导批准；对疑难复杂或重、特大的医患纠纷（请求赔付金额在人民币1万元以上），必须通过调解委员会进行调处；请求赔付金额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必须经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根据鉴定结论进行调处。
调解委员会一般应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调结（期间需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自委托申请之日至鉴定结论作出之日，不计入调解期限）；到期调解不成的，可建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除外（延期时限不得超过2个月）。
第二十六条 医患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或调解委员会不再受理其调解申请，已经受理调解申请的，应当终止调解，并通知医患纠纷当事人。
第二十七条 承担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应当随同医患处理相关人员同步进行立案、定性、定损的工作，密切配合共同测算理赔金额，尊重调解委员会的调处结论，将调解协议作为理赔依据，在调处结论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赔偿费用。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接到关于医患纠纷的治安警情到达现场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核实情况，及时报告；
（二）维护医疗秩序，开展法律宣传；
（三）防止事态扩大，制止过激行为；
（四）依法对违法犯罪行为开展调查、取证；
（五）对侮辱、殴打医务人员、毁坏医疗设备等聚众扰乱医疗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果断予以制止，依法查处。对在医院内拉横幅、设灵堂、拒将尸体移放太平间等扰乱医院秩序、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的闹事行为，要积极会同医院做好劝解工作，并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尽快恢复医院的正常秩序；对经反复做工作无效、严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要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妥善处置。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九条 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由于不负责任延误危急患者的抢救和治疗，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未制定有关医患纠纷处置预案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一条 患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拒不听从劝阻，停尸病房或故意将尸体移至医疗场所的；
（二）对在医疗机构内拉横幅、摆花圈、设灵堂或占据诊疗办公场所，堵塞正常就医通道，故意损坏医疗机构财物，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的；
（三）阻碍医务人员依法执业，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
（四）聚众扰乱医疗秩序等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 新闻机构或新闻记者对真相未明、调查结果尚未公布的医患纠纷作严重失实报道，或在报道中煽动对立情绪，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和后果的，由宣传部门依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所指患方，包括患者、患者近亲属。
第三十四条 法律、法规、规章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1年2月1日起实施。
摘要: 法治国家既是公民教育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公民教育的价值追求。培养独立人格，塑造国民的道德观，型构国民的世界观，培育国民的民族观，传授科学知识，普及法律常识，训练国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技能，是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八大诉求。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之需求。
关键词: 法治国家 学校教育 公民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伴随着现代法治的兴起而产生的。时至今日，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公民教育制度，形成了成熟的公民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与制度促进了公民教育实践，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法治与公民教育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关联具有普适性与客观性，在中国也不例外。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新论断，肯定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民是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与参与者，建设法治国家必当进行公民教育，培养新型公民。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有、也不需要公民教育；没有公民教育，民主法治就不可能践行。基于此，公民教育应以法治为导向，塑造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国民。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的需求。
一、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人格教育的诉求
现代法治国家秉持“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政治。民主要求国民具备鉴别善恶是非的思维能力与参与公共事物的实践能力，而“认识自己”是培育这两种能力的基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自己”是最高的哲学原则，也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主题。后来，维柯更绝对地认为，“吾人的知识之真正目标并非对于自然的知识，而是对吾人自身之知识”，“人类所能真正理解体会的，并不是事物之本性（die Wesenheit der Dinge），因为事物是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穷尽的；人类所能真正理解的，乃是他自己的构作的结构与特色。”[①]。以“认识自己”为使命，启蒙运动倡导重估个人的人生意义，确立了以自由、平等、理性为核心的法治观。
个人是法治国家活的细胞，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在卢梭看来，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是人“本性的深刻转变”。通过这种转变，“人所获得东西是道德自由，正是道德自由使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②]实现了从臣民到公民的飞跃。教育是塑造人格的基本途径。古典派认为，统治者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除了“教育与抚养青年”之外所有职能“都是次要的”。在这一意义上，统治即教育，政治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教育体系。于是，政治机制就转化为教育机制。[③]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无论是古希腊的完美法律，还是中世纪神性律法，不仅关注身体的安康，而且关注灵魂的完善。[④]因此，美德是立法者建立法律的目标，[⑤]法律的根本任务是教化人民，改变人性。[⑥]
对于中国的法治战略而言，“统治即教育，教育即塑造人格”，仍极具意义。首先，健全的人格既是法治社会的基点，也是法治社会的终点。之所以是基点，因为没有健全人格，法律制度将如同没有润滑剂的机器，干涩难以运行，甚至根本无法运行。之所以是终点，因为所有人类活动都应服务于人的自我完善，法治也不例外。其次，法律应该以人格塑造为导向，不仅是强制、惩罚的工具，更应该成为教化国民的手段。最后，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学教育是这个过程的基石，因此建设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健全的个体人格。提供教育资源，建立教育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塑造国民性格是国家治理者的根本责任。
二、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道德教育的诉求
在法治的观念下，法律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而且是立国之本，因此逻辑上法律先于国家，可简约表达为“法®国家”，这是立宪主义的根本思想。然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能从伦理的有效性推导出自己的有效性，法的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作为伦理规范而拥有道德之品格。”[⑦]“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综上所述，道德、法律、国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化约为“道德®法律®国家”。这种逻辑显示，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必先进行法律制度建设，[⑧]进行法制建设必先进行道德重塑。[⑨]
据此，法治国家以道德为基础，这种道德表现为公民道德。现代法治国家的公民道德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信仰。无论一部法律制定的多么精致，如果国民不顶礼膜拜地信仰，甚至不惜以牢狱之灾为代价触犯之，法律的价值与功能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国民对于法律的信仰是法律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⑩]在这一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关键不在于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而在于培育法律信仰。[11]（2）谦逊，即“尊重他人的权利并相应地降低自己的要求的能力”。[12]尊重他人自由与权利（力），审慎行使权利（力）与自由，充分履行义务与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权力就会膨胀，相互 “扯皮”；个人权利就会成为一己之利，相互“打架”，义务与责任不关乎自己，只关乎他人。（3）宽容。现代法治以自由为基本价值，强调私人自治，形成了多元的种族、群体与个人，造就了以不同信仰、习惯、思想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和谐共存需要主体间的相互宽容、理解，甚至是有效沟通，否则社会矛盾丛生。宽容不等于纵容，前者存在于公民自由的领域，后者属于法律强制的对象，即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而不见是纵容。（4）诚信。法治贵在自觉遵守，不在于国家强制。为此，个人必须信守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承诺（在法治国家主要表现为对法律的承诺），切实履自己的义务。实际上，国家强制依赖于事后认定的证据，重现过往的法律事实。而确认证据毕竟是在事后，存在举证不能、事实无法重现的风险，故常常出现法律不能的情况（即不能通过解决纠纷，实现正义）。基于此，没有诚信的法治社会，不仅成本高（因为须依国家强制来实现），而且交易风险大。
在逻辑上，如果说人格教育则重于人的个体性，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格，那么道德教育侧重于人的社会性，培育国民正确处理个人与法律、个人与他人等社会关系的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国家治理表现为确立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准则，解决具体社会矛盾。而道德既是确立各种法律规范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体依法参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更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重要手段。因此，国家治理必须培育公民道德，它是“形成和维持正义国家，特别是国家福祉之条件”。[13]
基于法治国家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改变当下以“知育”（传授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树立“知育”（传授专业知识）、“智育”（培养创新思维）、“德育”（塑造高尚人格）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即以具体知识（知育的对象）为切入点，训练学生思维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心性与心智。
三、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世界观教育的诉求
根据法治的理论，国家是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政治国家等同于法律体系。[14]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话语的另类表达[15]（这一观点在政治家、政治学家那里天然地正确）。基于法律主治的理念以及法律与政治的上述关系，有法律思维的政治家都将政治、政策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有政治智慧的法律人不仅不会排斥法律的政治性，反而运用法律解决政治问题。因此，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问题，公民教育在政治国家层面上是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世界观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性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哲学是其理论表现形式。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两者关系的不同回答，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基本类型，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基于法治的公民教育不仅要坚持世界观的一般原理，还要把法治视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16]将其作为建立和谐秩序、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性手段。
中国特色法治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沦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传授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教授民众认识世界、了解历史规律、把握国家本质、探索自然界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近年来，在高校课程结构调整方面，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课，少数人建议削减甚至“砍掉”有关马列主义的课程。前几年笔者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在高雄大学访学，看到台湾学生哲学思维贫乏、历史知识匮乏，坚信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相关课程建设。现在经常对法科学生说，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其思维与方法对于学习乃至于未来个人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四、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民族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本质上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并不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于1800年前后在西方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17]正是在这一时期，立宪主义、民主政治、法治等思潮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不难发现，民族国家强大的地方（如欧美）法治实践较好，那些处于战难、分裂的国家基本上无法治可言。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到民主政治的实践，弱国无法治。今天有许多人惊叹、甚至垂涎美国民主政治，并把它归结为联邦党人的功劳，但仔细研读《联邦党人文集》，不难发现建国者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具体制度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一般说来，民族教育主要有如下内容：（1）民族认同教育。民族认同是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重要维度。国家统一不仅要求有沟通的原则，还要求有共同的归属感。因此，公民必须有归属于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且有继续生活在一起的愿望，继而把自己作为国家中的主人，而不是作为“臣民”或“外来人”而把自己置身于国家之外。共同的认同感有助于维持信任与团结，这是公民主动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过程，心悦诚服接受民主决策结果，心甘情愿承担法律责任义务的前提条件。[18]然而，民族认同感属于一种心理状态，不能通过物化的方式表现，只能通过教育的方式逐渐形成一种心理结构。当下中国民族认同教育，须着力培养国民的民族荣誉感、使命感与责任感。（2）本国历史教育。当下民族建设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特定阶段，这一阶段虽不同于过去却受制于过去，因此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需面对历史、接受历史并改变当下。[19]就内容而言，必须让公民了解中国古代史，理解传统文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等；必须让国民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理解其核心问题（启蒙与救亡）的来龙去脉。（3）基本国情教育。当下国情既是民族建设的直接出发点，也是民族建设的完善对象，因此要让国民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以及主要问题。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理解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笔者以为，民族教育应该以中国历史与当下国情为素材，以民族认同感为价值追求，从而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获得国家意识不外乎是兑现道德的国家理想，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行为参与发展现有国家，使其向着道德的国家理想迈进。”[20]值得警惕的是，许多大学老师仅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上讲授马列主义、近现代史等课程，缺乏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的价值追求，这既有违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有违历史国情教育的根本追求。
五、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科学技能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是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国家，因此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维度。自由民主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在古典思想看来，正义需要沉思的生活，依赖科学技术追求自由与正义，始终是最危险的幻想。[21]自马基雅维利已降的现代人文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自由，只有依靠科学，人类才可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从而获得真正自由。[22]近现代史已证明了这一理念。西方世界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生产了大量商品，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进而有余力追求人的尊严（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是使人有尊严的政治）。时至今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民主政治欣欣向荣，贫穷落后的国家无民主政治可言。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羊吃人”，就是没有人权可言，而今天西方的人权已经进入了“人吃羊”的时代。
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手段。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法治国家必须培养公民科学素养。基于此，西方现代教育实现了博雅教育向职业技术教育的转型（甚至有遗弃博雅教育之危险），彻底走向了工具理性。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关于文化制度的规定，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而且前者是我国宪法的特色，其他国家宪法无相关规定。[23]因此，在法律政策层面上，我国教育追求博雅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有机结合。
培养公民科学技能首先要求国家始终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战略，建立完善、公平的教育制度，提供教育资源，普及义务教育，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鼓励科学创新，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调动国民创新的积极性，挖掘其创新潜能。学校作为传授与创新科学技术知识的阵地，必须建立创新的制度与措施，培育创新学术氛围，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人才。只有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公民才有谋生手段，才能为公共参与奠定坚实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