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8年7月30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确保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保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土木工程、建筑装饰装修、设备安装、管线敷设等工程。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勘察、设计、施工及重要建筑材料设备供应招标投标适用本条例。
建设监理招标投标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条 招标投标活动必须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竞争和择优定标的原则，不受地区、部门及所有制形式的限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应招标的工程指定发包，也不能干扰按规定确定的中标结果。
第五条 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主管部门，省、市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管理工作。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招 标
第六条 建设工程招标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招标工程相适应的经济、技术、管理人员；
（二）有组织编制招标文件和标底的能力；
（三）有审查投标单位资质的能力；
（四）有组织开标、评标、定标的能力。
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必须委托由招标投标管理机构批准的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中介服务机构代理招标。
中介服务机构不得同时接受招标单位和投标单位对同一建设工程的委托。
第七条 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项目已正式列入国家、部门或者地方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二）已办理项目报建手续；
（三）建设用地已经征用；
（四）已依法取得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
（五）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勘察设计、施工等专项招标的具体条件，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条例另行确定。
第八条 招标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公开招标：由招标单位通过新闻媒介发布招标公告；
（二）邀请招标：招标单位向资质条件符合该工程要求的单位发出招标邀请书；
（三）议标：对不宜采用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的特殊工程项目，经招标投标管理机构核准后可以实行议标。
参加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投标单位不得少于五家；参加议标的单位不得少于两家。
第九条 参股投资和政府提供保证的使用国外贷款进行转贷的投资）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和公有产权占主导地位企业投资的工程，总投资额人民币2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扩建、翻建和技术改造等建设工程项目，必须采用招标的形式发包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工程、抢险救灾等特殊工程，可以不实行招标。
外商独资、国内私人投资或者投资额、建筑面积未达到限额的建设工程是否实行招标，由投资者自行决定。采用招标方式发包时，必须执行本条例。
利用境外赠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工程，可以实行国际招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际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条例。
工程项目直接发包，应当向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条 省属和中央直属在辽宁的建设单位，投资总额6在30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的招标，由省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审批；其它工程项目的招标，由市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审批。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采取公开、邀请方式招标，必须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招标单位向招标投标管理机构递交招标申请书，申报标价浮动率；
（二）招标单位编制招标文件，并报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审查；
（三）招标单位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招标邀请书；
（四）招标单位审查申请投标单位的资质，报招标投标管理机构核准后，通知合格的投标单位，并向其分发招标文件；
（五）招标单位组织现场勘察，进行答疑；
（六）招标单位组织编制标底，建立评标组织，制定评标、定标办法，并报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审查；
（七）投标单位向招标单位报送投标书；
（八）招标单位召开开标会议，组织评标、定标，决定中标单位；
（九）招标单位向招标投标管理机构递交评定标资料及报告，申请签发中标通知书。
采用议标方式招标时，应当参照前款规定程序进行。
第十二条 招标单位编制的招标文件一般由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组成。
第十三条 经审定的招标文件一经发出，其内容一般不能变更或者随意补充；确需变更或者补充的，应当征得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同意，并在投标截止7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投标单位。
第十四条 招标文件发出后5日内，招标单位应当组织答疑会。答疑会纪要作为招标文件的补充，以书面形式发给所有投标单位，并报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五条 招标单位编制标底必须以招标文件、设计图纸、现行定额、取费标准、工程类别及有关资料为依据。标底价由成本、利润、税金及风险系数组成。
一个招标项目只能编制一个标底
第十六条 参与审查、负责审定标底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加标底的编制工作。
第十七条 有财政资金投入的建设工程，标底审定前可由财政部门先行审查。
审定后的标底必须密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标底。
第十八条 招标单位除不可抗力外不得中止招标活动，如中止招标活动，除返还投标保证金外，给投标单位造成损失的，应给予赔偿。

第三章 投 标
第十九条 凡具有营业执照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2资质等级证书和投标证书的单位，均可按照本条例规定参加与其资质和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建设工程的投标。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联合投标的，应当签订合作承包合同，确定代表人，由其代表合作单位参加投标。
第二十条 投标证书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在省内各市注册的投标单位参加所在市的建设工程投标，应当向所在市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申领投标证书。省外单位来我省参加建设工程投标，或者省内投标单位参加跨市投标，应当向省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申请一次性投标证书。
第二十一条 参加建设工程投标的单位应当按照招标公告或者招标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向招标单位提交投标申请书、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投标证书和取费证书、投标单位简况、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参加材料设备供应投标的单位还应当提供生产经营许可证、产品证书等。
第二十二条 投标单位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书，并加盖单位的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印鉴，密封后进招标单位。
对招标文件的部分内容不能确认的，必须在投标书中说明。中标后，不得附加条件。
投标单位需要对送出的投标书内容进行补充、更正的，最迟在开标前1日向招标单位提交正式的补充、更正文件。
投标单位应当在报送投标书的同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数额，向招标单位交纳投标保证金。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串通投标，故意抬高或者压低标价。

第四章 开标、评标、定标
第二十四条 招标单位主持开标、评标、定标活动，必须在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的监督下，在指定场所进行。
第二十五条 招标单位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召开开标会议，宣布评标、定标办法，公布标底，当众启封并宣读投标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书无效：
（一）未密封；
（二）未按照规定填写，内容不全，字迹模糊不请；
（三）未加盖单位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印鉴；
（四）有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价，且未标明何者有效；
（五）投标报价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标价浮动幅度；
（六）投标书逾期送达；
（七）投标单位未参加开标会议。
第二十七条 确定中标单位的时限：从开标之日起，大中型工程项目不得超过15日；其它工程项目不得超过10日。
第二十八条 定标后，招标单位应当持评标、定标报告向管理该项目的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申请签发中标通知书，并自签发之日起7日内向中标单位发出，同时通知未中标单位，退还投标保证金。
招标投标管理机构有权否决招标单位不按照规定确定的定标结果，由此给投标单位造成损失的，由招标单位负责赔偿。
第二十九条 招标和中标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缴纳招标投标管理费。

第五章 合同的订立与履行
第三十条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15日内，除不可抗力外，建设单位与中标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使用国家或者省统一制定的合同文本，签订承发包合同，并向工程所在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中标单位在签订承发包合同时应当互换各自开户银行出具的履约保证金存款证明，同时建设单位退还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存款证明在工程竣工验收后退回。
第三十二条 定标后，中标单位拒绝签订合同的，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单位造成损失的，由中标单位负责赔偿。
招标单位拒绝签订合同的，除向中标单位返还投标保证金外，还应当赔偿给中标单位造成的损失。
第三十三条 合同价、最终工程结算价原则上应当与中标价一致。除由于设计变更和合同内容调整而引起的工程量的变化，可按照原中标单价进行调整外，其他均应含在风险系数中，不做调整。
第三十四条 发生合同纠纷，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招标投标管理机构责令停止招标投标活动，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属于招标范围的建设工程，未按照规定招标的，处以工程造价2％至5％罚款；
（二）定标后，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外，逾期签订合同的，对责任方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肢解发包、转包及以挂靠方式承包建设工程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四）在招标中泄露标底、串通投标、故意抬高或者压价投标、利用不正当手段承包工程的，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五）中介机构超越资质范围接受委托，或者同时接受招标单位和投标单位对同一建设工程委托的，除宣布其代理行为无效外，并处5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六）招标单位中止招标或违反规定定标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七）建设单位擅自提高结算价款的，提高部分全额没收。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构成犯罪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涉及有关部门处罚权限的，由相应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第三十六条 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和罚没财物的处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 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禁止有下列行为：
（一）泄露标底或者违反规定参与标底编制；
（二）以权谋私，索贿受贿；
（三）玩忽职守，影响招标投标正常进行；
如出现上述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7月30日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认定及责任

刘玲芳 辛炳辰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交通肇事导致严重后果后不尽法律义务，反而自行离开现场，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我国刑法对此行为做出了特别的规定，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行为性质和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是交通肇事罪中的主要问题。肇事后逃逸的构成要具备主观上的故意心理状态，客观上的逃跑行为，并要具备逃逸的时空要素。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实际是积极的，具有主观的恶意，应属于作为而非不作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而不是结果加重犯，更不是独立的罪名。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必须以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为前提，必须是逃逸行为而不是故意杀人行为，而且在逃逸行为和被害人死亡间必须有因果关系。
关键词：交通肇事；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不作为

交通肇事，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责任事故型过失犯罪之一。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刑法》这一规定中，呈梯度型规定了三种量刑幅度，即针对一般交通肇事、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对于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无论从定性还是量刑来看，都是相对明确和易于操作的。而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仍是争议颇多，难于处理的问题。下文中笔者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定义及其构成、性质及其责任认定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定义及其构成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定义一直尚未统一，这无疑给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带来了困难。目前就法律、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学术界的探讨来看，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根据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第2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逃逸”即是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第二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称“解释”）第2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第三种是陈兴良《刑法疏议》中指出的，“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待处理，而是私自逃跑，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①
应当讲，这三种表述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未能全面地概括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含义。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观方面：主观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动机一般是逃避抢救义务以及逃避责任追究。这种动机是积极的心理活动。虽然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但仅就逃逸行为而言，具有直接的行为故意。因此只有行为人对肇事行为明知，同时又有逃逸的直接犯意，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当然实践中，肇事者逃逸的动机也有其他表现，如害怕遭到被害人亲友及其他围观群众的殴打而逃跑。这些人往往在逃离现场后，很快通过报告领导或报警等方式，接受法律的处理。这种情形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区别对待，因为从主观方面来看，在犯罪恶意上是很小的，是对现场后果的害怕所致。但毫无疑问，其逃逸行为还是直接故意所致。所以无论何种情形，行为人在逃逸时都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并对逃逸行为有直接的故意，这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客观方面：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从刑法理论来看，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最直接的便是对行为的客观方面予以认定。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最高院的《解释》中规定了在五种情形的基础上而逃跑的行为。这就可以明确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作为交通肇事罪量刑的加重情节来规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的先前行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或者虽有交通违规行为但该违规行为与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仅负同等责任或者次要责任，或者交通行为在所造成的结果尚未达到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定罪标准的，或者在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责的情况下仅致1人重伤，但又不具备酒后驾驶、无执照驾车、无牌照驾车等《解释》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即便行为人事后有逃逸行为，也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空间要素，即该行为是否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 。在公安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的第2条中表述为“逃离交通事故现场”，这样的表述是欠妥的。在司法实践中就有这样的情形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虽然没有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但是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或在等待交警部门处理时畏罪逃跑，这种逃跑行为如何认定？显然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是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构成的，也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学界部分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并不深。因此，对其处理不宜过重，具体把握尺度也宜宽不宜严，所以要对逃逸行为的时间和空间作必要的限定。但是笔者认为逃逸者既然选择逃逸即具有主观上的恶性，是一种犯罪行为，就必须按照罪刑罚一致的原则，对于把握尺度上必须严格。所以《解释》第3 条规定是较为合理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不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
此外，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主体规定，是只要符合一般主体即可。因此，从以上几方面分析来看，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较为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出于逃避抢救义务或逃避责任追究等动机而故意逃逸的行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及其责任认定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
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性质的认定是把握该行为的关键所在，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人主观恶意分析及责任认定有积极意义。通常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被认为是不作为。认为行为人具有保护现场、救助伤员的义务，却不履行义务，选择逃逸，以致造成严重后果。笔者认为，从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责任追究和对被害人人身、财产保护的角度来看，交通肇事后逃逸者的行为实际是积极的，具有主观的恶意，应属于作为而非不作为。这是笔者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性质的根本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员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值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把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理解为不作为，实际上是把逃逸行为与不履行本条规定的作为义务特别是救助义务等同起来。但在实践中，行为人不仅仅违反了上述的种种义务，更关键地是对行为有主观恶意，是积极而为之。实质上是行为人采取了作为的手段，同时违反了一定的义务。所以尽管 “逃逸”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与不救助行为相重合，但实际上即使履行了救助义务仍然可能构成逃逸，比如在将伤员送往医院后的逃逸等。
分析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不应从履行义务的角度着手，而应从是否有逃逸的实际行为来分析。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刑法》第13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有三种情况：一是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二是作为加重情节的逃逸；三是致人死亡的逃逸。虽然三者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不同，内在含义也有差别，但逃逸行为的方式是共同的，都是积极采取措施去逃跑，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性质均是作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责任认定
正如上文所述，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作为行为，对其认定则不能象交通肇事行为那样，视为过失犯罪，而应从严把握。“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的这一规定是责任认定的根本依据，但具体认定时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形，笔者从行为人主观动机出发分三种情形说明：
1、出于逃避法律责任，但履行救助义务。如行为人交通肇事将人撞倒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后逃离现场。120医护人员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这种情形下，行为人虽构成逃逸，但主观恶性不深。仅出于逃避法律责任，现实中为抢救伤者，争取了宝贵时间。对于这种情形，认定责任时应该从宽。
2、出于逃避救治伤者，逃逸后主动投案。有人认为这种情形中，行为人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理由在于行为人的主动投案。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违背了立法原意。法律之所以规定逃逸是加重情节，就是考虑对受害人生命的保护。逃逸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使伤者缺乏救助，导致伤势严重以致死亡。所以这种情形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当然的。但排除逃逸后自首的成立，对自首情节按照刑法减轻处罚也是应当的。
3、既逃避法律责任又逃避救治伤者。这种情形在现实中最为常见，行为人在主观上大多是两者的竞合。对于这种情况，显然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量刑幅度内予以从重。如果其结果导致受害人的死亡，则是逃逸行为情节的再次加重，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对这样的情况，笔者在下文展开了更详细的论述。
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情节加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交通肇事本身的特点，因交通肇事致人重伤与死亡的事件屡见不鲜，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例也尤为常见，其危害性、社会影响更为严重。因此，除了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以及逃逸行为的性质上进行探讨之外，更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便是对“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的探讨。《刑法》第133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仅此规定实在过于笼统含糊，运用时也更为棘手，这就成了许多交通肇事案件如何解决的关键。笔者在此就对 “因逃逸致人死亡”做出分析。
（一）“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名性质分析
认识一个问题，首先立足于行为的本质或者性质。由于对主观方面的认识不一，对“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性质认识更是众说纷纭，笔者在此就几个主流观点加以分析：
1、结果加重犯说
此说是目前学术界最流行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是：从刑法中规定“致人死亡”的条文来看，符合结果加重的两个条件：其一，基本行为和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即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逃逸这一基本行为的加重结果；其二，对加重结果之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交通肇事后逃逸不同于一般的逃逸行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可能性与发生率之高，是无庸置疑的。因此对加重结果具有预见的可能性是当然的。此说最直接的反映了立法者的意图。
     但此论也有理论上的不足，比如必须论证加重结果犯存在“过失的基本犯+故意的加重结果”的形式。为满足加重结果是对基本行为的依附性要求，从而使“逃逸致人死亡”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结果犯，不得不指出逃逸行为仅是交通肇事后的自然延伸行为。但事实上，逃逸行为是相对独立的，并在逃逸行为中已经介入了新的原因行为。从《刑法》第133条规定的量刑阶梯来看，“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是“交通肇事罪+肇事后逃逸情节”的加重结果，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本身的加重结果，这种情况更支持情节加重说而不是结果加重说。
2、情节加重犯说
如上文所说，情节加重说也可以从刑法规定的量刑梯度中寻求依据。认为“逃逸致人死亡”是一种情节上的加重表现，属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的罪后表现。其行为与罪过均与前两个罪行阶段相同，只是情节不同，因而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结果也是一种情节，因此将“致人死亡”这一结果作为情节处理也是有其合理依据的。笔者较为赞同这一观点，原因有二：其一，这种说法回避了导致加重结果的主观心理的争论；其二，也表明了即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逃逸行为的相对独立性。
3、独立罪名说
这一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而致人死亡，完全符合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全部构成要件，成立一个新的作为②。又由于《解释》认为，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中，可以出现共同犯罪，而且刑法明确把这种情况排除在故意杀人罪的罪名范围外，因此，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就应构成一个新罪。这一观点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并不为立法者所接受。《刑法》第133条采取三个罪刑阶段的模式肯定了“因逃逸致人死亡”与交通肇事行为及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有其相对独立性的，但理解成完全独立的新罪却又与立法者本意相背。
笔者认为学术界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质的争议，是因为对此问题的理解呈现出一定的分散性。因此各自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也有自己的合理方面，很难得出统一的权威界定，但笔者却比较倾向于情节加重犯说。这个观点有利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性质的分析，得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对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上的加重，从而也有利于对该行为的定罪量刑。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分析
根据《刑法》第133条及《解释》第3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法律对行为既有加重情节（逃逸）又造成加重结果（致人死亡）而规定的较高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必须满足上文所论及的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构成要件。笔者在上文中的论述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在情节上的加重。因此，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首先得满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成立，而这包括三方面（1）必须以交通肇事行为的发生为前提。（2）行为人必须在行为发生后积极实施逃逸。（3）行为人逃逸有一定的主观动机。
2、必须符合《解释》第5条第1款对“因逃逸致人死亡”做出的明确解释。即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这个规定是明确的，不能将其与其他情形混作一谈。比如有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形，这显然不是“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
3、交通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受害人的死亡必须是因为肇事者的逃逸行为造成的。如果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但被害人的死亡却是因为介入了其他原因造成的，如被害人由他人送往医院抢救途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等，就不应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再者，必须是行为人逃逸行为在前，而伤者因行为人逃逸而死亡的结果发生在后，两者之间存在这个顺序关系。如果交通事故发生时伤者当场死亡，则不能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应适用《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二种量刑幅度予以处罚。
（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分析
如何理解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定罪问题，是分析“因逃逸致人死亡”所须面对的最实际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逃逸致人死亡”与相似罪名的区别；二是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如何适用。笔者就这两方面问题展开论述。
1、“因逃逸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对于《解释》第5条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所作的解释以及《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是因其与间接故意杀人罪在构成上存在相似性造成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因逃逸致人死亡”不应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而应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从这个角度看，行为人肇事后逃逸后在一定程度上知道由此造成的后果，且又对受害人死亡的后果持放任态度，最终造成伤者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笔者认为，《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从发生状态上看是交通肇事的延续，是对前行为的加重情节。这种加重情节是以行为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此发生重大事故致人死亡为前提，即仍是以交通肇事罪这一先行犯罪的成立为基础的，是先行行为在结果情节上的加重。
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对可能造成伤者死亡存在间接故意，而在有的情况下，肇事者可能认为肇事行为仅会造成受害者受伤，其主观上应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比较两种犯罪行为的差别，不能仅凭主观方面的相似，就认定行为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这是不符合犯罪构成主客观统一的理论，也是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须结合行为的客观方面。从客观方面讲，如果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那么就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是导致伤者死亡的排他性原因。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伤者人身的危险进程处于或者基本处于排他性支配状态，排除了他人对伤者实施救助的可能性，伤者的生命安全完全依赖于行为人的救助。而显然“因逃逸致人死亡”并不能产生这种完全排他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是可以有获得其他人救助的可能性的。所以综合来看，“因逃逸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是不同的两个罪。
2、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适用
对于《刑法》第133条及《解释》第5条的规定的具体适用，当前同样是观点繁多，争议颇大：